傅斯年 - 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省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中國近代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曾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研究院總幹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北京大學代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叱吒風雲，創辦《新潮》雜誌，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參加了這場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旗手。此後，他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留學英德7年，廣泛涉獵哲學、曆史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地質學等學科。
回國後，他一直在學術和教育機構擔任要職，由於學識淵博，學貫中西，他在曆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及學校教育等領域均成果非凡。作為史學家，他曾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為搶救和保護祖國傳統文化遺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作為教育家，他對當時中國的教育宗旨、教育內容、教育方式和教育製度都進行了積極改革和實踐，作為高等教育的帶頭人，使北大、台大等教育機構各項工作突飛猛進，碩果累累。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憂國憂民，積極參政議政，投身到抗日救國的社會洪流之中。他坦蕩正直，嫉惡如仇，不畏權勢，寫出了大量擲地有聲的政論文章，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敗行為，在當時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抗戰勝利前夕，他以國民黨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為國共合作進行�中�，更是他社會活動中的一件大事，人生的一個亮點。
傅斯年 - 家族身世
堪稱大師的曆史學家、文學史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孤高的人格、無畏的勇氣、非凡的才情、驕人的成就……所有這些，集於一人之身，而且在曆史滄桑中經曆淘洗，愈顯其真。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傅斯年，正日益被人們，尤其是家鄉人引為榮耀；而具有厚重曆史文化底蘊的聊城，也以她豐富的營養，滋養過傅斯年的童年、少年。
名門望族的家學淵源
傅斯年的家族，曾是魯西名門望族。其家族最為榮耀之處，是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乃清朝開國狀元。傅以漸以後，傅氏堪稱“官宦世家”，獲取功名，中舉人、進士或成為庠生、太學生者不下百餘人，在朝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幾代不絕。傅以漸三傳至傅繩勳、傅繼勳兄弟，他們又成為傅氏家族新的輝煌：傅繩勳清嘉慶十九年（1814）中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修、軍機處章京，後外放任浙江、江西、江蘇等省巡撫。傅繼勳是道光年間拔貢，長期任職於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化民著稱，清末名臣李鴻章等都是他的門生。歸鄉後，兄弟二人均致力於地方文教事業。
從傅氏家族代代相繼、詩書傳家的傳統中，人們不難尋見傅斯年日後成長的深厚淵源。
“老頭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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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的蛙鳴
野外的綠煙兒��魈諤�
……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靄照映的畫圖裏
隻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和一個八九歲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1919年，傅斯年曾在《新潮》雜誌上發表這首題為《老頭子和小孩子》的白話詩，回憶他少時的生活。詩中的“老頭子”，人們認為主要是他的祖父傅淦的形象。傅淦淡泊不仕，傅家從此開始富貴不再。傅斯年4歲時，父親傅旭安離家到東平龍山書院教書，5年後不幸逝於任所。傅斯年的養育，基本來自於祖父傅淦。
傅淦生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博通經史書畫，且文武雙全、精通醫道。28歲得到貢生資格後，他無意於仕途，終生不參加科試。傅淦兄弟七人，行三，分家時，他將祖上的樓房全部讓給了兄弟，自己隻要了一座馬廄。傅斯年一生樂於助人，頗有祖父謙恭超然之風。
傅斯年的啟蒙教育，也是在祖父關心下完成的。傅斯年的同鄉、同學聶湘溪介紹傅斯年的童年生活說：“孟真4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天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曆史故事，從盤古開天辟地，係統地講到明朝。曆時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畢了，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就埋下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曆史學家，委以曆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所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
傅斯年不滿5歲，傅淦便選聊城最好的先生孫達宸，送他入了私塾。在孫氏塾館讀了一段時間後，傅家世交朱家出資請另一位塾師馬殿仁到家開館授徒，傅斯年便就近與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就讀。讀私塾後，傅斯年每天放學回家，祖父都會督導他讀書習字，不準有絲毫懈怠。
傅淦對早年傅斯年的教誨，對傅斯年一生影響很大。傅斯年成年後曾對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盡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可以說，傅斯年一生堅持參政而不從政、為人常懷俠義之心、率直而有豪氣等人品與作風，都深受其祖父影響。
艱難家境玉汝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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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承傳統文化和家族思想理念方麵，傅斯年受母親影響較大。傅斯年母親姓李，閨名叔音，是聊城西南郊賀家海人。傅斯年父親病逝，李夫人既要孝養高年公婆，又要撫育幼年雙子，家境日趨貧寒。克勤克儉，備嚐艱辛。在此情形下，李夫人隻身承擔家庭重擔，百般籌劃，維持全家生活，同時嚴加管教，不使兄弟二人失學。
李夫人娘家在鄉村，傅斯年有時隨母親到外祖母家小住，得以體驗農村生活，對貧困農民的生活有較深切的了解。十幾年後，他所撰寫的《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就是他這個時期的觀察和了解所得。農村的生活體驗，也是他後來積極提倡社會革命、改造國民性、推行農村改革等思想的基礎。
對傅斯年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的還有一個人，這就是與傅斯年父親傅旭安有著深厚師生緣的侯延�u。傅旭安出任龍山書院山長前，曾在聊城街上一家商店偶遇一談吐、舉止十分文雅的青年學徒專心讀書，二人由此相識。侯延�u恰是東平人，傅旭安出任龍山書院山長後，便讓他隨自己到龍山書院讀書，並代為解決一切費用。侯延�u苦讀三年，先後得中舉人、進士，後授刑部主事。得知恩師去世，侯延�u便決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養成才。
1908年冬，侯延�u將年僅13歲的傅斯年帶離故鄉來到天津，傅斯年不久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進而進入北京大學預科、本科，後又留學英、德，從此走出了一條治學、救國的光輝道路。
傅斯年 - 大事年表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與同學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領袖之一。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係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曆史研究所，任所長。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聘為中山大學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係之主任）。1928年積極籌劃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在傅斯年五十歲那年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1946），堅持反對任用過去曾在汪精衛政權擔任教授的人。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汙舞弊，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國民政府遷台後，他又被任命為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錢，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他是敢在蔣中正麵前很從容地蹺起二郎腿，抽著煙鬥的人。胡適是蔣的“諍友”。1949年台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準。他甚至向當時警備總司令部官員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1950年5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複教育行政的谘詢時過度激動，因腦溢血而瘁逝，得年55歲。當時有郭大炮（郭國基）罵死傅大炮的說法。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鍾”；其中，傅鍾啟用後成為台大的象征，每節上下課會鍾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隻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 - 學術貢獻
傅斯年任曆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製度等方麵都為曆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 發掘，其後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曆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曆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傅斯年在曆史學研究方麵，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曆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曆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 《東北史綱》（第一卷）、 《性命古訓辨證》 、《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
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 《夷夏東西說》、 《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傅斯年 - 人物影響
傅斯年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以他的學術、為人，特別是獨特的性格，成為一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人。上世紀50年代以後，因為地處兩岸，他又未及下壽而英年早逝，於是漸漸淡出於內地學術界，甚至有些後起的文史學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來傅斯年似乎重新為海內外學術界所關注。全集、傳記、各種專門性論文的相繼問世以及多次召開的學術研討會等，均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學者。綜觀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愛國者。
第二，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認真負責的教育家和學者。
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讀和著述為業，主持過中研院、史語所、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等教育、學術機構的領導工作，同時承擔著繁重的課題，又筆耕不輟地研究撰寫了不少有價值的著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後，他領導安陽考古大發掘的工作，不僅為發掘工作掃清大量障礙，還為發掘工作創造了種種有利條件。他還搶救和整理了行將散失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遺存了大量參考資料。20世紀初期，中國四大文獻的發現，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實為功不可沒。他對辦教育有其獨到的見解，“九?一八事變”後，他走出書齋，以身教帶動學生，還向學生宣傳抗日愛國思想，他曾重點探討學校教育問題，接連寫出《教育崩潰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和《再談教育問題》等文章以針砭時弊。1949年，他出任台灣大學校長時，曾麵對眾說紛紜，雜言四起的狀況，他就學校存在的各種弊端陋規進行改革和探討，並寫出《台灣大學選課製度之商榷》、《台灣大學與學術研究》、《台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製度》和《中國學校製度的批評》等針對大學教育製度的論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議會對議員質詢台大有關問題而進行論辯時，特別強調大學招生必須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錄取水平的意見，由於慷慨陳詞，情緒激昂而倒在講台下，以身殉教育，成為壯誌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
這是他最惹人喜愛的地方。許多人多以他好發脾氣，說話直率而呼之曰“大炮”，這在知識分子中應是難得一見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謙謙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慣習，努力擺脫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抗戰時期，他不滿意國民黨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擊孔祥熙，並寫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的時論文章，一時廣泛流傳，終於迫使宋子文的辭職。試問知識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壯舉？他對後學熱情關注，有時甚至會愛之深，責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專家楊誌玖教授曾對我談過傅先生和他之間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鍾愛楊誌玖這個學生，有意送他出國深造，並為之作好準備，但楊先生以自己年齡偏大，準備結婚而婉謝了，傅先生為此斥之為“沒出息”。楊先生一直對此事既遺憾，又感恩。這種真率性格，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卻是知識分子中少有的可愛性格。
任何人都會有過與不及的缺點，像傅斯年先生這樣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會有某些過頭的事。最近著名學者袁良駿教授曾寫有一篇題為《不必為賢者傅斯年先生諱！》（《中華讀書報》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議論
傅先生某些過頭的事，舉出了兩點：“一曰提倡‘全盤歐化’，對西方文化崇拜得過了頭”，“二曰對中國傳統文化否定過了頭”。文中舉出了若幹例證，也確是傅先生青年時期的一些過激言論；但袁先生並未忘記人物所處的曆史氛圍而做出分析說：“傅先生當時正是一名年輕氣盛的大學生，有比較大的偏激情緒，並不為怪。成熟後，很多觀點便修改了。”這就給曆史人物一個比較公允的評論。
從學術成就和性情為人看，傅先生應該說是20世紀前半世紀有代表性的一類知識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與域外兼容，並以獨立特行的人格標準處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知識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學人”的位子上來研究他，是比較恰當的。
傅斯年 - 史學觀
傅先生深受中西學術熏陶，在文化繼承上，德國客觀主義史學的影響應是其主要來源，同樣有國粹學派（乾嘉考據史學）的遺傳因子；在時代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背景上，中國近現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其物質生產力及其上層建築上的直接根源。史學研究，傅先生一方麵要求“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一方麵又凸顯域外客觀主義史學的真諦。對於所提倡的“史學即史料學”觀點，他本人坦然“中西文化的痕跡”：“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p莫母森之著史立點。史學可為絕對客觀者乎？
傅先生的史學思想可用三句話概括：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隻是史料學。傅先生以為史學生命與宗旨的根本所係是史料，提倡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把曆史學等同於自然科學。“今者決意設置（史語所），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曆史語言之學。”他認為史學家的責任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近代的曆史學隻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縫著的史料。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也就是保持“能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的精神；第二是“擴張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擴張研究的工具”。
傅斯年 - 人物評價
胡適是他的老師和摯友，評價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恨他之極的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幹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麵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並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掃清障礙，嚴格執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傅斯年 - 傅斯年陳列館
1993年聊城市政府決定成立“傅斯年陳列館”，1994年程思遠副委員長專門為傅斯年陳列館寄來了題詞：“傅公高風亮節，足為後世楷模”。季羨林先生為傅斯年陳列館題寫了匾額。傅斯年陳列館是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有大門、大小迎壁、迎賓堂、百藝廳、傅氏祠堂、傅斯年銅像、傅斯年陳列樓、仁義牌坊、靜心閣等建築，雕梁畫棟，金碧輝煌。
祠堂原供奉清代開國狀元、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傅以漸，陳列樓內則是我國近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傅以漸七世孫傅斯年生平陳列展覽。展覽設計新穎美觀，資料翔實豐富，古典風格，現代裝飾。特別是展廳內恢複的延安窯洞，毛澤東、周恩來、傅斯年等人的形象惟妙惟肖，生動逼真，給人以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感覺。是人們了解曆史、了解先賢的旅遊勝地之一。
景點地址：聊城市東關大街1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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